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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Cover Story]重新思考水資源政策

台灣可以選擇成為
亞洲的北歐國家
專訪台灣大學城鄉發展基金會劉可強董事長

採訪 / 攝影:本刊編輯組

劉可強

 

 

劉可強

台灣大學城鄉發展基金會董事長
台灣大學城鄉發展研究所教授
劉教授在美國期間,就以研究老人住宅、弱勢團體及少數民族的住宅著稱,曾接受行政院委託研擬樂生療養院的保存計畫。

 

  2009年7月21日,台灣大學城鄉發展基金會劉可強董事長接受本刊專訪時提到:「我想濁水溪揚塵問題是反映台灣政策的不協調,針對水資源來說目前可說是台灣的痛,台灣因地形及土地面積較為窄小,以致平原區域的河川非常短小,直接由山上沖積至海洋,…」,劉可強不僅寄望濁水溪揚塵問題能夠解決,也很根本性的提到未來台灣要以何種形態發展自己的經濟,劉可強的睿智指引出一個更長遠的政策發展方向,以下為訪談全文。

問:在政策上可有做過相關探討?
  搞水的人當然了解水的特質,但除此之外又因為人為因素的干擾,如建造水庫等等,就影響了水量、引發揚塵等問題;更因為在行政上水資源是很獨立的體系,很難從地方的立場來影響政策。
  一個國家的水資源牽扯到一個國家的命脈,好像需要中央統籌管理,但若是這樣執行起來,地方的聲音又失去力量了,中央或許因應政策需要,會間接對地方上造成衝擊及傷害。

問:雖然濁水溪是央管河川,解決濁水溪河灘揚塵問題、地層下陷與整體水資源分配思考,您認為雲林縣政府在未來施政上可以有怎樣的作為?
  劉教授:湖山水庫的建造及濁水溪揚塵都受六輕工業區影響,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,既痛苦又是很無奈的,在施政上根本使不上力,可能性並不是很高,或許縣長已經試圖帶動地方上的動作,但效果是很有限的。
  到底該如何影響中央的政策呢?我想縣市合併是一個機會,假設雲嘉南地區整體合併,形成一個區域的政府,至少在這個區域裡面對於民眾主導權多一點,也就是說若要建議政府,應當在合併時把水資源這一個環節做為優先考量要素,這應該是重要的一個課題,再聯合發展出策略去面對中央政府、水資源委員會。

問:濁水溪在上游有兩個主要支流,分別是濁水溪及清水溪,湖山水庫在2015年開始蓄水營運後,將會攔阻清水溪的水流,因此未來下游揚塵問題可能日趨嚴重,您認為這兩個水壩我們未來在水資源調度上可以有怎樣的做法?
  劉教授:濁水溪揚塵的問題從地方的角度上來看,當然是要去面對,但具體的政策及執行方式,一時也很難說明。實質上這並非雲林縣一個縣的事情,也需要與彰化縣來溝通合作,好比北港溪也是雲林及嘉義間的事情,但北港溪或許較濁水溪來的有機會去談論,我們在本計畫裡針對六輕與地方的關係與綜合工商港的問題來探討,希望能與六輕方面坐下來討論水的問題,尋求一個解套的辦法,才有辦法去改善揚塵問題,直接處理如種樹來阻擋揚塵的進入,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。濁水溪必須盡量減少在上游被攔截的水量,主要攔截的原因是因為六輕工業區水資源的需求高,因此被大量攔截,才造成不平等的狀態,這是非常棘手的。
  有些問題無解的擱在那任誰都很痛苦,現在權力與政治的行政系統上是無解的,因此直接面對問題是沒有辦法的,應尋求另外的方法遶路嘗試,如果雲嘉南合併視為台灣農業生產重地,所形成政治的力量就能在台灣成為一種特殊的地位,因為雲嘉南生產的是台灣人所吃的東西,這需要被轉換為一種政治的力量,不然雲林縣永遠處在弱勢的地位,雖然此計畫非常不容易,但我們應該積極的去爭取機會。如果有一點政治的力量,他才有機會成為談判的籌碼;另一方面是與六輕的溝通,讓這件事情能成為對等的關係,另一方面是與中央政府至少拉近彼此間的距離,然後才有機會一一把問題解決,否則困難度是極高的。

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莿桐,謝姓農民與他淹沒的田

問:這些問題是否為環境資源永續性的問題?
  劉教授:我們都知道台灣生態資源多樣性及生產力是足夠的,經濟及科技的基礎也是足夠的,理論上來說兩千三百萬人的台灣是有機會走向北歐國家的標準,台灣在亞洲應該是最有機會的,從外匯存底、經濟實力、教育程度、醫療設備來看都是,但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?我想其中因為過去行政體系的僵化以及地方政府沒有辦法整合,因此現在區域的整合開始時,我想應該更積極讓台灣形成更完整的區域性,這個豐富多元的小島條件是很足夠的,如果能妥善分配利用,應該是沒有問題,但因在解嚴以後政治的開放度在不是很成熟的狀況下,大家都在尋求自己的利益,這個狀況若適當的調整後,應該很有機會成為亞洲第一個接近北歐水準的國家。
  生態永續性的價值觀應做調整,不是一昧的追求發展,我們蓋很多房子已經夠了,那只是為了炒地皮而已,經濟的動力、邏輯、誘因要去做調整,自然生態就會跟著改變。

問:我們最後會不會又因為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放棄呢?
  劉教授:我們不需要去跟隨強國的經濟發展的模式走,好比日本現在也每況愈下,隨時有崩盤的可能也說不定,也沒有必要過度瘋狂好比大陸將整體環境破壞,反而是我們可以遵循北歐的方式,提升人的生活水準是另一種財富,或是像拉丁美洲他們在嘗試一些很有趣的構想,讓生活環境能結合的更好的,這都是很好的參考例子,不是過度的浪費及消費,一直跟隨強國走,或許有天他們會沒落,我們這樣的盲從是不合理的,既然我們有充沛的資源及機會,應該提升自己的自信,更應該去反省自己的制度,讓有智慧的政治人物來領導,改變整體的價值觀,所以長遠看來是樂觀的。

問:調整的力量一直都有人在推行,但也有人在打壓,從這方面您會怎麼去建議執政者?
  劉教授:我們台大城鄉所一直以來都覺得這是個社會正義的問題,20年前我們在宜蘭縣政府幫忙,陳定南反六輕的事情時我們就覺得該去幫這個忙,宜蘭縣至少有一些轉變,只是比較看不出他的希望,人民所得偏低,但是他發展出地方的自尊及自信心,有他們理想的生活,這讓我們覺得這是有希望的。但雲林縣生存的這麼辛苦,不停的被打壓,讓我們感到很不公平,因此想來幫忙,蘇縣長的確很有心想要來改變,但許多限制讓他也有些許心有餘而力不足,如果我們能做些甚麼,分析雲林縣的處境,設法看出一些突破點,那就可成為白皮書的一部分,但現在時間稍嫌早。

問:為何您會願意答應蘇縣長接下這件規劃案?
  劉教授:大約兩年前蘇縣長曾來訪希望我們來幫忙這件事情,接下這件事情需要一些經費來執行,因此一直最近才談成這個綜合發展計畫,我想政治人物該是很務實的去處理他的處境跟他能夠運用的資源,應有理想性才有辦法號召民眾一齊努力,因為政治是一種運動,就像是歐巴馬(Barack Obama),他要給人民一種正確的願景及想像,我們認為蘇縣長她是有的,我們也認同,因此才會答應來幫忙,但真實的限制及壓力我們也不一定真的有辦法完全解決,在理念上,如果要改變社會,還是從少數幾個人開始,慢慢的凝聚起力量,當然總是希望陸續能有共同理想的年輕人加入。現在我們聚集城鄉所裡的雲林人、曾來訪雲林或對雲林有感覺的人,聚集更多的意見來做這件事情,如果我們在台北縣市,可能就不會有這樣的做法,是針對雲林縣的處境來執行,一般大學生從雲林畢業出來,他或許會覺得那又怎樣,我們希望他們能為家鄉做點甚麼。

 

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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